老师上课，相当于电视直播。学生看手机，那是转台；学生打瞌睡，属于直接关机。电视台要是收视率下滑，会做详细的观众流分析，反思和调整节目，没有人会去怪罪观众。同样是传播，为什么学生睡觉却要从学生那里找原因呢？

　 学生上课睡觉，老师既尴尬又沮丧。有的老师涵养好，熟视无睹相安无事；有的老师受不了，非想方设法解决不可——我，就属于后者。

解决的方式也不同，全看老师如何理解学生睡觉这回事。我的观点很简单，学生上课睡觉是老师的错，这个错不是过错的错，也不是要追究责任的错，而是传播方式的错位。

教师传播科学文化，其职业的重点不是“传”的对象，而是“传”的本身。但非常遗憾，很少看到师范院校把传播学列为必修课。一个以传播为己任的职业，为什么那么忽视传播学呢？

老师上课，相当于电视直播。学生看手机，那是转台；学生打瞌睡，属于直接关机。电视台要是收视率下滑，会做详细的观众流分析，反思和调整节目。你可以质疑数据造假，但没有人会去怪罪观众。同样是传播，为什么学生睡觉却要从学生那里找原因呢？

　 教师传播方式的错位，最大的症结是输入法的问题。你用五笔，他是拼音，学生并不拒绝你的内容，但你却输不进去。

　 课堂教学跟对讲机对讲相似，要先调好共同的频率。我在厦门大学讲《影像的世界》，第一堂课就致力解决共同频率的问题。我走上台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有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，为什么音乐家走上台，听众要鼓掌？而老师走上台，学生却不鼓掌呢？”同学们笑了，鼓了一下掌。我也笑了：“你们这个鼓掌，言不由衷，是我讨来的。”学生大笑，掌声更热烈了。一句自嘲，通过验证，加入他们的微信群，现在我可以输入信息了。我开始教他们如何专业地鼓掌，从鼓掌讲到现场导演和导播的分工，讲到中国园林的亭子居然有摄像机位的功能，讲到蒙太奇与电视的造假……最后，我说电视最容易忽视的就是观众，你只有把观众放在心上才可能赢！

　 传播无所不在，教育也无所不在。一次上课时间到了，讲台上却不见老师的身影，突然老师的声音从教室的后面响起。我坐在教室的台阶上，给同学讲解观众席的学问，告诉同学如何创新“电视的表演区”。在课间，我安排了一个show time（表演时间），类似篮球赛中间的啦啦操表演，让同学们报名秀各种才艺——欢迎来到“非诚勿扰”现场。当然，大家是为了交流而非相亲。同学们来自厦大几十个院系，课上完了可能彼此不认识。现在同学们除了低头看手机，很少有现实版的社交场合，不像我们大学时代还有交谊舞。

　 第一堂课课间，我给这门课的微信群发了一个红包，10块钱分成200个包发出去，一下就抢光了。我的目的是让同学体验新媒体的用法，但既然接受了我的红包，也得接受我的教育。在第二堂课上，我严肃地说，两百多个同学笑纳了老师的红包，却只有两个同学对老师表达谢意，这符合传播的礼仪吗？

　 这个微信群对我的教学帮助很大。我常潜水看同学们的交流，发现不懂的用语和符号，就默默上网查一下。有一堂课我要讲电视偶像，先在微信群让同学推荐：你希望我上课讲哪个明星？有同学贴出一个软件，居然可以在微信群进行投票。那好，马上采用！投票的结果是我把备好的课推倒重来，谁叫我想讲的和他们想听的不一样啊！

这增加了我的工作量，我像写论文一样在意自己讲稿的原创性，还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点随时调整，课件临近上课还可能修改。一次我讲了俄罗斯的国家形象片，不久学生就在微信群贴出了网络上关于这个形象片的图解。如果我讲的和这个图解一样，我还怎么做人？网络时代，老师更不好混！

　 付出终有回报。这门课限额180人，结果超过200人听讲。晚上7点10分的课，六点半就没位了。看到每堂课都有几十上百人站着或坐在地板上听两个小时，我提醒自己要讲得用心一点才对得起这些同学！

　 厦门大学一直有厚待学生的传统。对学生好不好，在学校是物质保障，在老师则是你肯不肯为学生花时间。高校老师的时间最宝贵。厦大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课上得非常好，他说，在高校，搞科研是“一定利己，未必利人”，搞教学是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。其实，教学也能利己，每一次上课都是我的快乐时光，每一周我都在期待和学生的课堂约会。

　 老师和学生不能恋爱。但大学和她的学生却应该像恋爱关系，彼此拴住对方的心。每一堂课就是一次约会，你怎么能在约会时让对方打瞌睡呢？

（原文来源于《南方周末》）